第7章：初入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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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流民营到青石县，赵大虎说走半个时辰。张不言走了四十分钟，膝盖就开始抗议了。
    扭伤的地方虽然敷了草药，但远没到痊愈的程度。每走一步，右膝就像被人用钝器敲一下，不算太疼，但很磨人。他咬着牙没吭声，只是把工兵铲从腰间换到左手，腾出右手拄了根路上捡的粗树枝当拐杖。
    赵大虎走在前面，时不时回头看他一眼，欲言又止。其他三个汉子——一个叫刘石头，一个叫王铁柱，还有一个姓孙的，大伙儿都叫他孙老六——沉默地跟在后面，步子迈得又碎又快，像是怕走慢了就会被什么东西追上。
    路越来越宽，从羊肠小道变成了能并行两辆马车的土路。路面被车轮碾出两道深深的车辙，车辙里积着昨天暴雨留下的泥水，浑浊的黄水里漂着草屑和不知名的虫尸。路两边的田野荒芜得触目惊心——大片大片的土地长满了野草和荆棘，偶尔能看到几块被开垦过的田，但庄稼稀稀拉拉，秆子细得像火柴棍，穗子小得可怜。
    张不言在一个缓坡上停下来，拄着树枝喘了口气，往远处眺望。
    田野尽头是一片连绵的低矮丘陵，丘陵上有几间孤零零的茅屋，屋顶塌了一半，像是很久没人住了。更远处是黑压压的树林，树林后面隐约有炊烟升起，不知道是村庄还是别的什么。
    “这些地怎么都荒了？”张不言问。
    赵大虎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面无表情地说：“没人种。种了也是给别人种的，不如不种。”
    “什么意思？”
    “这些地都是大户的。”赵大虎蹲下来，捡起一块土疙瘩在手里捏碎，干巴巴的泥土从他指缝间漏下去，“佃户租大户的地种，收成要交七成。种子、农具、耕牛，全得自己出。遇上风调雨顺的年景，还能剩个三成，勉强糊口。遇上旱涝虫灾，颗粒无收，地主可不管你有没有收成，地租一文不能少。交不上？拿人抵。”
    “拿人抵？”
    “男的抓去当奴仆，女的卖去青楼，孩子……”赵大虎没说完，把手里剩下的土疙瘩狠狠摔在地上，“反正不是人过的日子。”
    张不言沉默了。
    他想起自己穿越前在新闻里看到过的那些数据——中国古代农民负担最重的朝代，赋税也不过是“十税其一”。七成地租，这是什么概念？这是把人往死里逼。
    “那为什么不跑？”他问。
    “跑？”赵大虎苦笑了一声，那道刀疤扭曲得像一条挣扎的蛇，“往哪跑？出了这个县是那个县，换了哪个地主都是七成。城里？城里更没活路，没户籍，没手艺，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这些人能在这里搭几间窝棚，已经是山神爷保佑了——这片地是荒地，没主，官府懒得管，才让我们钻了空子。”
    张不言没有再问。他拄着树枝继续往前走，脚步比刚才快了一些。
    又走了大约两刻钟，前方的地平线上终于出现了建筑的轮廓。
    青石县的城墙比他想象的要矮得多。大概两丈高，用青砖砌成，但砖缝里的石灰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黑乎乎的缝隙，墙头上长满了杂草和不知名的灌木，几棵野枸杞从砖缝里钻出来，红艳艳的果实在风中摇晃。城门洞是半圆形的，门板倒是厚实，包着铁皮，铆钉锈成了黑褐色，像是很久没有换过。
    城门口稀稀拉拉地排着几个人，有挑担子的货郎，有赶驴车的贩子，有背着包袱的行人。四个士兵歪歪斜斜地站在门洞两侧，头盔歪戴着，刀鞘磨得发亮，但刀有没有开刃就不好说了。他们懒洋洋地扫着进出的行人，偶尔拦下一个看起来油水足的，翻翻担子，摸摸包袱，塞几个铜板到袖子里就放行。
    张不言注意到，进城的行人大多面黄肌瘦，衣裳破旧，像是从难民营里逃出来的。但也有几个衣着光鲜的——一个骑着毛驴的绸衫中年人，身后跟着两个挑担的仆人，大摇大摆地走过城门，士兵们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那是城东孙家的管家。”赵大虎低声说，语气里带着一种见惯不惊的麻木，“孙家是青石县最大的粮商，县太爷见了都得客客气气。”
    张不言没说话，低着头跟着队伍往前走。
    轮到他们进城时，一个士兵伸手拦住了他。
    “站住，哪来的？”
    张不言抬起头，看着那个士兵。二十来岁，瘦高个，脸上长满了青春痘，眼睛小得像两道缝，但眼神很精，在他身上扫来扫去。
    “青石县人。”张不言说，声音平淡。
    “青石县人？”士兵上下打量着他，目光落在他的T恤上，“穿的什么玩意儿？哪家布庄的料子？”
    张不言低头看了看自己——黑色的速干T恤，胸前印着“顺风速运”四个白色大字。这衣服在现代再正常不过，但在这里确实扎眼。纯色的棉布倒不稀奇，但那种机器织造的密度和平整度，在古代的手工纺织水平下几乎不可能达到。
    他心里快速盘算了一下，面不改色地说：“自家织的，粗陋得很，军爷见笑了。”
    士兵将信将疑，伸手扯了扯他的衣角，摸了一把，脸上的表情从怀疑变成了困惑。这布料的手感他显然没遇到过——既不是麻，也不是棉，更不是丝绸，滑溜溜的，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怪。
    “外乡来的吧？”士兵盯着他的眼睛，“路引呢？”
    路引。
    张不言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忘了这茬。古代迁徙需要官府开具的通行证明，他没有，也不可能弄到。
    赵大虎从后面挤上来，脸上堆着笑，从袖子里摸出几文铜钱，悄悄塞进士兵手里：“军爷行个方便，这是我们远房亲戚，从乡下来投亲的，路引忘带了，改天补上，改天补上。”
    士兵掂了掂手里的铜钱，又看了看张不言。张不言面不改色地站在那里，手里拄着树枝，腰里别着工兵铲，背上挎着布包。他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普通的乡下人——虽然他知道自己怎么看都不像。
    “进去吧进去吧。”士兵挥了挥手，把铜钱塞进袖子里，“下回把路引带上，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赵大虎连声道谢，拉着张不言快步走进了城门。
    城门洞里光线骤暗，一股阴凉的霉味扑面而来。张不言的鞋踩在青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头顶的拱顶上长满了青苔，水滴从砖缝里渗出来，一滴一滴落在他的肩膀上。
    穿过城门洞，光线重新亮起来，青石县的街景像一幅褪色的古画，缓缓在他面前展开。
    张不言停下了脚步。
    他见过穷的地方。他老家在云贵交界处的大山里，小时候村里还是泥巴路，茅草房，吃水要去山脚下挑。后来修了公路，通了电，村里人出去打工，日子才慢慢好起来。
    但他从没见过这样的穷。
    主街倒是挺宽，能并行三辆马车，路面铺着青石板，但石板碎裂得厉害，坑坑洼洼的，积着黑色的污水。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开着门，但门板旧得发黑，幌子褪成了灰白色，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一家布庄的门口挂着几匹布，全是灰扑扑的粗麻布和靛蓝色的土布，没有一匹是鲜亮的颜色。一家铁匠铺的炉火还烧着，但打铁的声音稀稀拉拉，半天才响一下。
    街上的人不少，但大多数行色匆匆，低着头走路，谁也不看谁。偶尔有人停下来说话，也是压低了声音，像是在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孩子们光着脚在泥水里跑，身上穿着大人的旧衣裳改的袍子，袖子和裤腿都卷了好几道，露出细得像柴棍的小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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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不言的目光扫过一张张脸，那些脸上没有表情，或者说只有一个表情——麻木。不是平静，不是认命，是一种被生活反复碾压之后，连疼痛都感觉不到的麻木。
    他跟着赵大虎往前走，经过一个巷口时，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酸臭味。他偏头看了一眼，巷子里堆满了垃圾，几只瘦骨嶙峋的野狗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有一只狗的腿断了，拖着一条后腿在地上爬，身后留下一道血痕。
    他移开了目光。
    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
    又走了几十步，前方突然热闹起来。一群人围在一根木桩旁边，木桩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告示，但人们围着的不是告示，而是木桩旁边蹲着的一个老汉。
    老汉六十来岁，满头白发，脸上沟壑纵横，像是被犁过的地。他蹲在地上，面前铺着一块破布，破布上蹲着两个小女孩。一个五六岁，一个三四岁，都瘦得像纸片人，眼睛大得不成比例，穿着一模一样的碎花衣裳——虽然旧，但洗得很干净。
    老汉面前插着一根草标。
    张不言在电视剧里见过这个。草标插在头上或者插在货物上，表示要卖。插在人旁边，表示要卖人。
    他站住了。
    赵大虎也站住了，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脸色一暗，低声道：“先生，别看了。”
    张不言没有动。
    老汉正在跟一个穿绸衫的中年男人说话。那男人四十来岁，白白胖胖的，留着一撮山羊胡，手里捏着一把折扇，不时打开又合上，发出“啪啪”的声响。他蹲下来，捏了捏那个五六岁女孩的脸蛋，又掰开她的嘴看了看牙口，像在检查一头牲口。
    “多大了？”山羊胡问。
    “六岁。”老汉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这个呢？”
    “四岁。”
    “多少钱？”
    老汉伸出三根手指，嘴唇哆嗦着：“三……三两。”
    山羊胡嗤了一声，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三两？你这两个丫头片子，瘦成这样，买回去还要养半年才能干活。一两，两个一起，爱卖不卖。”
    老汉的眼眶红了，浑浊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闭上了。他低下头，看着面前的两个孙女。大孙女紧紧搂着小孙女，小孙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睁着乌溜溜的眼睛，好奇地看着围观的人群。
    “一两五。”老汉的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求求老爷，一两五。”
    山羊胡想了想，从袖子里摸出一块碎银子，扔在破布上：“一两二，多了没有。卖就把银子收了，不卖我走。”
    银子落在破布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老汉盯着那块银子看了很久，然后缓缓伸出手，手指颤抖得厉害，抓了好几次才把银子抓起来。他把银子攥在手心里，死死地攥着，指节发白。
    然后他站起来，转过身，踉踉跄跄地走了。
    他没有回头。
    大孙女看着爷爷的背影，嘴巴瘪了瘪，但没有哭。她只是把妹妹搂得更紧了，妹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仰着脸问：“姐姐，爷爷去哪了？”
    大孙女没有回答。
    山羊胡弯腰去拉那个大孙女的手，大孙女猛地往后缩了一下，但没有挣脱。山羊胡不耐烦地拽了她一把：“走，跟老爷回去。”
    张不言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工兵铲的握柄。
    赵大虎注意到了他的动作，脸色一变，赶紧凑上来低声道：“先生，别冲动。那是孙家的人——孙家的二管家。您要是得罪了他，在青石县寸步难行。”
    张不言的手没有松开。
    他看着那两个小女孩被山羊胡拽着往前走。大孙女踉跄了一步，差点摔倒，妹妹被拖着走，开始哭了。哭声不大，细细的，像猫叫，但每一声音调都像针一样扎在张不言的心口上。
    他想起流民营里那个婴儿，那个被他用AD钙奶救回来的孩子。如果他没有救他，那个孩子是不是也会被卖掉？或者更惨——直接死在那个破窝棚里？
    “先生。”赵大虎的声音更低了，带着一丝恳求，“求您了，别惹事。这里不是流民营，这里是县城，是孙家的地盘。”
    张不言深吸一口气，慢慢松开了工兵铲。
    他没有冲动。
    不是因为赵大虎的劝说，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冲动的资本。他手里有几颗玻璃珠，一把工兵铲，一根电棍，仅此而已。在这座县城里，他只是一个没有路引、没有身份、没有靠山的外乡人。如果他在这里闹事，轻则被打出去，重则被关进大牢，甚至被当成土匪砍头。
    救那两个小女孩？怎么救？用银子买？他哪来的银子？用强抢？那是找死。
    他只能看着。
    张不言别过脸，不再看那两个小女孩的背影。他听到哭声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嘈杂的市声中。
    “走吧。”他说。
    赵大虎松了一口气，赶紧在前面带路。
    他们沿着主街走了大约两百步，拐进一条稍窄的巷子。巷子两边的店铺密集起来，有粮店、布庄、杂货铺、药铺、当铺，还有一家挂着红灯笼的酒楼。人流量也大了不少，摩肩接踵，吆喝声、讨价还价声、驴叫声混成一片，终于有了一点县城的模样。
    但张不言注意到，这些热闹下面藏着一种虚假的繁荣。粮店门口站着几个精壮的伙计，不是招呼客人，而是盯着进出的人，像是在防贼。药铺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大夫，半天没有一个病人。酒楼里倒是有人在吃饭，但点的是最便宜的素菜，酒也是兑了水的。
    赵大虎把他带到一家当铺门口。门面不大，但门框上的黑漆刷得锃亮，铜门环擦得一尘不染，门槛磨得光滑发亮，一看就是老店。
    “先生，这就是通宝当铺。”赵大虎压低声音，“钱掌柜人不错，以前我来过，给价公道。”
    张不言点了点头，迈步走了进去。
    当铺里面比外面看起来要大，柜台高到他的胸口，铁栅栏把内外隔开，只留一个小窗口递东西。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者，圆脸，微胖，戴着一副铜腿老花镜，正低头拨算盘。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节奏很稳，像是弹一首熟练的曲子。
    张不言站在柜台前，等了一会儿。
    老者没抬头，只是说了句：“当什么？”
    张不言从布包里掏出三颗玻璃珠，放在柜台上。
    红、黄、蓝三色，在当铺昏暗的光线中显得格外醒目。柜台上的桐油灯光透过珠子，在铁栅栏上投下三小片彩色的光斑。
    算盘声停了。
    老者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又戴上，凑近了三颗珠子看了足足五秒钟。然后他猛地站起来，椅子“咣当”一声翻倒在地上，他都没顾得上去扶。
    “这……这是……”他的声音发颤，伸出手想去碰，又缩了回来，像是怕烫着，“客官，您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张不言靠在柜台上，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你管我从哪儿来的？你就说，值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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