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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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初开学，楼里又满了。大四的课少，人却比往年忙，忙的都是出路。
    陶爱民忙的是图书馆。
    经济系资料室在四楼，过刊库在三楼，历年的统计年鉴在过刊库最里面一排，蓝布面的，一套一年。管理员是个胖大姐，起先盯着他，怕他把书借丢了——这书不外借。后来见他天天来，占的还是靠窗那张桌子，天黑才走，也就不管了，还给他腾了个玻璃柜放稿纸。
    抄数据是个笨活。年鉴里，职工工资总额一栏、国民收入一栏，同样的名目，口径隔几年就换一回，前后对不拢。他就用硫酸纸把数拓下来，再誊到方格稿纸上；算盘打一遍，计算器再核一遍，两下对上了才落笔，对不上就重来。
    一个月下来，稿纸摞了半尺高。他把誊好的数汇成一张大表，糊在整张硫酸纸上：横栏是年份，竖栏是几个不同的口径算出来的份额，对不上的格子打了问号，问号旁注了小字。夜里用蜡纸刻版，油印机印了几份，油墨味熏得人头疼。手上蹭的黑，洗三遍才见本色。
    算出来的结果不复杂：劳动报酬的份额，十年间降了几个百分点。几个点，听着不大；摊到几亿干活的人身上，就是一座山。山不会说话，所以他得替它把数报出来。
    有一回抄到夜里，资料室关门，胖大姐锁门前过来看了一眼他那摞稿纸，问：“同学，你抄这个，能挣稿费不？“
    “不能。“
    “那图啥？“
    “图它该有人抄。“
    胖大姐没听懂，替他把灯拉了。
    九月二十几号，开题。
    小教室，程教授主持，答辩组还有两位老师。轮到他，他把油印的开题报告一人一份发下去，硫酸纸那张大表挂上黑板，图钉钉了四个角。
    他把题目念了一遍：《关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份额的思考》。念完讲思路：数据从哪来，口径怎么对，问号怎么处理，打算分四章写，先摆现状，再析原因，后头留一章写对策。讲了十分钟，中间没人插话。
    一位姓冯的老同志扶了扶眼镜：“小陶，你这个数据，口径太乱。统计的口径，会计的口径，国民收入的口径，你混着用，数字自己跟自己打架，结论怎么站得住？“
    “冯老师说得对，口径是乱。“陶爱民说，“正因为乱，才要有人把它捋直。乱了几十年没人捋，它就一直是笔糊涂账。这篇论文做不了别的，先把糊涂在哪儿写清楚。“
    “写清楚了，又怎么样？“另一位老师问，“初次分配，是企业跟工人的事，是市场的事，一篇论文管得着吗？“
    “管不着。“陶爱民说，“可总得有人先把数算出来。数没出来之前，说什么都是空的；数出来了，讲道理的人才有的讲。“
    教室里静了一下。程教授端着搪瓷缸喝茶，没抬头，嘴角动了动。
    “通过。“冯老同志最后说，“回去把口径注释做细，每个数，注明从哪张表来的。“
    散了会，程教授把他留下，指着黑板上那张表：“这张表留着。往后有用。“
    “留着。“他说，“我多印了几份，您留一份。“
    程教授接过去，卷好，用皮筋箍上，放进文件柜最上层——那一层放的论文不多。
    十月初，辅导员老甘找他。办公室门关上，老甘压着嗓子。
    “跟你透个风。明年的分配，风向要变，说要搞'双向选择'的试点，用人单位挑人，学生也挑单位，具体政策还没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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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个事。“老甘看着他，“省委办公厅来学校要人，要应届的，先要了个名额。系里研究了，想推荐你。成绩、材料，都是现成的。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别外传。“
    陶爱民站着，脸上没什么表情。
    “甘老师，谢系里。“他说，“我考虑考虑，半个月内给回话。“
    “考虑什么！这名额多少人做梦都想不着。“老甘摆摆手，“行了，回去吧。“
    出了办公楼，梧桐叶子黄了一层，落在台阶上，扫成一堆一堆。省委办公厅。那栋楼的门朝哪边开，他闭着眼都清楚。太好的地方，太顺的路，顺得让人看不见路上驮着多少东西，也看不见路两边的地是怎么耕的。他心里那本账，去处早写好了，只是还没到时候。
    这半个月，他不打算白等。他把那页纸写下两行：一行，把毕业论文的初稿赶出来，这是本分；一行，把家信写了，跟父亲说一声毕业的打算。写完压在台灯底下。
    走廊里张贴栏前围着一圈人，看一纸通知，议论纷纷。有人说双向选择好，自由；有人说自由个啥，没人要的更惨。陶爱民路过，看了一眼，没停。风声就是风声，等它落成文件，再应对不迟。
    寝室里，黄伟把摊了一桌的外语单词本合上，宣布了一件大事。
    “我想好了，考研。“
    “考哪？“
    “本校。“黄伟挠头，“工作不好找，双向选择一听就吓人。我这成绩，出去拼不过，不如躲两年，读完研再说。“
    “躲两年，两年后照样选。“陶爱民说，“不过读书这个理由成立。你自己想清楚了就行。“
    “你呢？办公厅那事我听说了点风声。“黄伟凑过来，“真去？“
    “没定。“
    “你要去了，发达了，别忘了提携兄弟。“
    “八字没一撇的事。“陶爱民把话岔开，“先背你的单词。“
    周文远晚上过来，还是带花生米。他帮陶爱民把九月那笔罐头厂的账核完，收好计算器，忽然说了一件自己的事。
    “我也想好了。“他说，“考计委系统的公务员。“
    “怎么想的？“
    “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对数字放心。“周文远剥着花生米，“数字放在账本里，是死的；放到计划里，才能变成路、变成桥、变成厂。我琢磨着，数字的归宿，是计划委员会。“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这话糙，理不糙。
    “好去处。“他说，“进去以后，替我们把数算准一点。“
    “你这话说得，好像你已经在外头等着验数了。“周文远笑。
    陶爱民也笑，没接话。
    星期天下午，他照例去图书馆。靠窗那张老座位空着，桌面擦得干净，玻璃柜里稿纸码得整齐。
    桌上压着一张纸条。
    字他认得，一笔一画，横平竖直。上面写着：苗圃的桃苗要移栽了，周末人手不够，来搭把手。——你说账要平，苗床也要平。
    他捏着那张纸条，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窗外的梧桐落了一片叶子，打着旋下来。
    他把纸条夹进本子里，夹在“制度“两个字后面，那一页顿时不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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