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一百三十七块六

    第2章：一百三十七块六(第1/2页)
    上午九点，陶爱民把红旗镇从头到尾走了一遍。
    看考场是幌子。红旗中学他就读了三年，哪间教室门歪、哪张桌子缺角，他闭着眼都数得出来。他要看的，是1990年6月的红旗镇——用三十七年后的那双眼睛，重新看一遍。
    镇子就一条主街，两里地长。供销社刚开门，营业员在用鸡毛掸子掸玻璃柜台，柜台里摆着的确良衬衫、暖水瓶、搪瓷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标价七十六元。门口的公告栏上贴着一张红纸：化肥供应通知，尿素每担上调一元二。
    粮站在供销社西边。院子里停着三辆拖拉机，几个农民蹲在树荫下抽烟袋，等着交定购粮。过磅员扯着嗓子唱秤，唱一声，记账员在册子上划一道。
    信用社在粮站斜对面，一扇绿漆铁门，门口小黑板上是粉笔字：六月国债（国库券）到期兑付启事。
    陶爱民在黑板前站住了。
    来了。他这一趟出门，真正要找的，就是这几个字。
    他推门进去。营业厅很小，一张柜台，两个窗口，开着一个。柜台里的女营业员三十来岁，正低头拨算盘。
    “大姐，问个事。“他把声音放得客气，“国库券，咱这儿能买吗？“
    女营业员抬起头，上下打量他：“买那个做啥？又不能吃不能喝，压三年才到期。“
    “上海能卖不？“
    “卖？“女营业员笑了，像是听见什么稀罕事，“小伙子，咱镇上去年有个老师，家里攒了两千块国库券，急用钱，拿到县城人民银行去兑，人家告诉他，只收兑到期的，不到期的想变现，得去上海的转让柜台——你猜怎么着？他大老远跑了一趟上海，两千块的券，卖了二千一。“
    “多卖了一百？“陶爱民问。
    “是啊，你说怪不怪。“女营业员把算盘一推，“咱这儿人人把它当死钱，上海人倒拿它当宝。前年还有人拿国库券抵电风扇钱，抵得比现金还少两成——你说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
    陶爱民没答。他心里那个数字，比这位大姐清楚一万倍。
    1990年，全国的国库券不许流通，只许到期兑付，可各地的转让价格是两回事。像合肥、南昌这些地方，现金饥渴，国库券七八折就肯往外卖；上海资金充裕，转让价贴着面值走，好的时候还能溢价。一张面值一百块的国库券，从合肥拿到上海，一进一出就是十几二十块。
    七八年后在台上做报告，他能把这段历史讲得头头是道：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无风险套利，杨百万们靠一辆自行车和一个麻袋完成原始积累。可是讲归讲，他从来没往自己身上想过——那时候他已经不屑于挣这种辛苦钱了。
    不屑于挣辛苦钱的人，最后进了监狱。
    “大姐，“他又问，“去上海的火车，从哪儿坐？“
    “清源县城，火车站。一天两班过路车，凌晨一班，下午一班。“女营业员狐疑地看着这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小伙子，你问这个干啥？你看着像个学生啊。“
    “明天高考。“陶爱民笑了笑，“考完了，想出去见见世面。“
    出了信用社，日头升高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从街口突突地开过去，卷起一路黄土。
    粉尘腾起来的那一瞬间，陶爱民僵在了原地。
    那股味道——干燥的、呛人的、带着一点砖腥味的土——劈头盖脸地罩下来。眼前的主街没了，供销社没了，他看见的是一条挤满推土机的巷子，一个抱着门框的老人，一条弯成奇怪角度的腿，和满天的、落在头发上滚烫的灰。
    老天爷啊，谁能帮帮我们。
    “喂。“
    有人拍他的肩膀。陶爱民一回头，一只灌满凉水的军用水壶递到他面前。
    “中暑了？“李正律站在他身后，方脸，浓眉，个子不高，肩膀宽得像半扇门板，“大晴天站在路中间发什么愣。“
    陶爱民接过来灌了一口。井水，凉得激牙。他把水壶还回去，呼吸慢慢匀下来——一，二，三……他在心里默数到十，把那条巷子、那个老人、那声喊，重新压回三十七年之后。
    “想考试的事。“他说。
    “想考试的事会想出汗？“李正律不信，但也没追。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沓卷子，卷角都翻毛了，“政治的最后三道大题，我押了三个方向，你要不要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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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押的什么？“
    “一个物价改革，一个沿海开放，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李正律扳着手指头，指关节粗大，“我押了三个月了，每天背到十二点。我爸说我是魔怔了——魔怔就魔怔，我认定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
    陶爱民看着他，忽然笑了。
    李正律，红旗镇李家坳人，跟他同一年生，同一个村小，同一所初中，同一所高中，坐了三年前后桌。这个人从十岁起就是这样：全班都记不住《中学生守则》，他能一个字不差地背下来；全班都怕他，因为他连老师板书写错一个字都要举手；全班又都服他，因为谁家有事，出力最多的也是他。
    九岁那年，陶爱民和两个伙伴偷了生产队地里的西瓜，是李正律去告诉的看瓜老汉。三个人挨了各自家长一顿好打。第二天上学，李正律把自己书包里仅有的一块干粮掰了一半，塞给饿着肚子的陶爱民。
    “你举报我，又分我吃的？“那时候陶爱民不解。
    “偷瓜是偷瓜，饿是饿。“九岁的李正律说得理直气壮，“两码事。“
    两码事。这三个字，这个人认了一辈子。
    “正律，“两人并肩往学校走，陶爱民忽然问，“志愿想好了没有？“
    “早想好了。“李正律连磕巴都不打，“江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出来进检察院。“
    “为什么是检察院？“
    “因为检察院管官。“李正律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前面的路，“咱们镇上，官要是好官，老百姓的日子就顺一半。官要是坏官，神仙也救不了。我想当那个——谁犯了法，我就查谁的那个人。“
    他说得平平常常，像在说明天要交几张卷子。
    陶爱民侧过头，认认真真看了他的发小一眼。前世，这个人从县检察院的书记员干起，一路干到省纪委书记，三十三年里查过的案子摞起来比人高。而他们两个人之间隔着的那句话——“哪天你有问题，第一个来找你的就是我“——要到四年后，在县公证处的一张桌子前，才会正式说出口。
    但有些种子，1990年的这条土街上，已经埋下了。
    “行。“陶爱民说，“到时候你查案，我干活，咱们一个抓坏的，一个办好的。“
    “谁跟你咱们。“李正律把水壶甩回肩上，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先把数学考及格再说。全校就传你语文全市第一、数学全校第十七——第十七，陶爱民，你要是这次数学再砸了，就跟我一起进复读班，我给你占座。“
    “不占。“陶爱民说，“这次砸不了。“
    下午回到家，母亲在补一件衬衫，父亲五点半下班进门，身上带回来一股金属切削液的味道。他的手指缝是黑的，指甲修得极短——八级钳工的手，二十年都是这样，肥皂洗不掉那层黑，那是长在手纹里的。
    晚饭是稀饭、咸菜、韭菜炒鸡蛋。一碟鸡蛋，母亲大部分拨进了儿子碗里。
    饭桌上，父亲陶援朝总共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厂里这批水泵，赶月底要交货。“——这是说他自己的。
    第二句：“吃菜。“——这是说给全桌的。
    第三句是放下筷子之后，看着儿子说的：“笔带两支。别慌。“
    说完他就出门了，去院里侍弄那几分菜地。月光底下，一个沉默的男人蹲在垄沟边，一根一根地给豆角搭架子，搭得比别人家的都直。
    夜里，陶爱民把书包收拾好了：准考证压在最底层，两支钢笔灌满蓝黑墨水，垫板，直尺，橡皮。做完这些，他从书包夹层里摸出两张纸币——母亲下午趁他不注意塞进来的，两块钱，一张一块的、一张一块的，都是连号的新票，是母亲在棉纺厂一个月九十来块的工资里，一张一张攒的。
    前世，他收下的第一笔钱是两万块。
    两块和两万，隔着三十七年，中间隔着一张判决书。
    陶爱民把那两块钱原样放回夹层，压平，拉上拉链。
    这一回，他要从一个只够吃两顿饭的数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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