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5章 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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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知道那些报纸上会写什么。
    那些男作家，那些评论家，那些自以为是的男人，会跳出来。
    说那些书不是她写的。是她父亲代笔的。是她舅舅买的。是哪个男人写的。他们会说女人不适合写侦探小说。女人没有理性思维。女人只配写浪漫爱情小说。
    她应该写一篇文章。承认那些书是她写的。狠狠打一打那些目光短浅、充满偏见的人的脸。
    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阳光落在草坪上。落在那些她住在这里时已经看惯了的树丛上。那些树还是绿的。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
    可她觉得不一样了。那些字还在她脑子里转，转得她头疼。不是疼，是沉。那些字沉甸甸的，压在胸口，喘不过气。
    她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再睁开的时候，伊丽莎白站在门口。
    她不知道她站了多久。
    浅黄色的裙摆在晨光里显得有些暗淡。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可她的脸白了，白得发青。像是跑了很远的路，又像是憋了一肚子话，憋得脸都白了。
    她手里攥着另一份报纸，攥得指节都泛白了。
    她站在门口，看着玛丽。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回去。又动了动，又咽回去。
    她走进来，在玛丽旁边坐下。把那份报纸往茶几上一拍。
    “这些人，”她说，声音有些抖。“什么都不知道，就乱写。”
    玛丽看着她。伊丽莎白的脸还是白的，可那白不是怕，是气。她的嘴唇抿着，抿得紧紧的。手指攥着裙摆，攥得指节都泛白了。
    她不是那种会轻易生气的人，可她现在生气了，气得很厉害。
    玛丽伸出手，轻轻握住她的手。那手凉凉的，微微发着抖。
    “他们知道。”玛丽说，声音很轻，可每一个字都很清楚。“他们知道我是女人，这就够了。”
    伊丽莎白转过头，看着她。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不是眼泪，是火。烧得旺旺的，可她压着，压得手指都在抖。
    “他们不会去看那些书，”玛丽继续说，目光落在窗外那片草坪上。“不会去想那些案子。不会去管那些女工、那些产妇、那些婴儿。他们只知道，写这些东西的人，不该是女人。”
    第二日的报纸，比第一日更热闹。
    那些标题挤在一起，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每一只都想扑上去叮一口。
    《纪事晨报》上刊登了一篇署名“老书虫”的长文。措辞之考究，语气之傲慢，一看便是某位在文坛浸淫多年的老先生的手笔。
    他写道：“女性在情感领域确有独到之处。细腻、柔软、善感——此乃天性使然，亦是造物主赋予她们的职责所在。然理性思维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推理、逻辑、结构、布局，这些需要冷静头脑与严密思辨的东西，与女性的天性相悖。托马逊先生——或者说，这位自称托马逊的班纳特小姐——那些书中展现出的精密推理与丰富知识储备，绝非一个女子所能企及。其中必有代笔，或另有隐情。请恕我直言：这就像一个乡下厨娘声称自己能做出宫廷御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这位“老书虫”还引经据典。搬出了某位已故的哲学教授关于“两性智力差异”的著名论述。洋洋洒洒写了三大段。核心论点只有一个——女人写不出这种书。
    那些字写得很漂亮，句子也很漂亮。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一看就是读过很多书的人写的。
    可那些字底下，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只有偏见，只有傲慢，只有那种“我是男人所以我比你懂”的理所当然。
    他读过她的书吗？也许读过。也许没读。可他不在乎。他只需要知道她是个女人，这就够了。
    另一篇刊在《文学公报》上的文章，出自一位小有名气的小说家之手。他的语气倒不如前一位那般学究气，却更加刻薄。字里行间带着一种被冒犯了的气急败坏。
    “女人的本分是什么？是花园里的玫瑰，是客厅里的闲谈，是壁炉边的温情，是那些细腻的、柔软的、让人心生怜爱的情感。她们写写爱情，写写家庭，写写那些小小的悲欢离合，便是极好的了。可侦探小说？那是男人的事。那些血腥的现场、冰冷的推理、复杂的阴谋——这些东西与女人的天性相悖。让一个女子去写谋杀与侦破，就好比让一只夜莺去唱战歌。不是唱不了，是唱出来也不像那么回事。我并非轻视女性，恰恰相反，我是在保护她们。不要让她们涉足那些不属于她们的领域，这对她们是一种伤害。”
    这篇文章底下，还有一行编辑加的按语：“本文作者系《某某庄园的秘密》等多部畅销小说的作者，其作品以刻画女性心理细腻著称。”那行小字，像是在提醒读者：这才是男人该写的书，这才是女人该读的书。
    他的小说玛丽读过。写的是乡绅家的女儿在舞会上遇见心上人的故事。写得不错，细腻，温柔，体面。可那不是她写的。她写的不是花园里的玫瑰，不是客厅里的闲谈，不是壁炉边的温情。她写的是工厂里的女工，产床上的产妇，被甜酒害死的婴儿。她写的不是女人的本分。可那是她的。
    还有一篇更直白的。没有署名，只用了“一个普通的读者”这样的落款。可那措辞，那语气，分明是某位同行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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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逊的那些书，诸位不妨仔细想想，究竟是出自谁的手笔？班纳特先生——对，就是那位住在朗博恩、终日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的乡绅。他读了半辈子书，写了半辈子笔记，女儿不过是他推到前台的幌子罢了。这种事，在文学史上也不是头一回了。一个父亲，把自己写的书冠上女儿的名字，博取一些同情与关注——这有什么奇怪的？至于那位班纳特小姐，她不过是站在台前，替父亲承受那些不属于她的赞誉罢了。可怜她小小年纪，就被推到这个位置上，也不知道是福是祸。”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肯定了那些书的价值，又彻底否定了玛丽的作者身份。而且还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不是责怪她，是可怜她。可怜她被父亲利用，可怜她承受不起那些赞誉。
    这话比直接的攻击更恶毒，因为它披着一层善意的外衣。
    玛丽盯着那行字，盯了很久。父亲代笔。她想起父亲坐在书房里的样子，手里拿着她写的稿子，看完，放下，说“写得不错”。就这几个字。他没有代笔，他只是那个第一个读她故事的人。可那些人不信。他们宁愿相信那些书是父亲写的，是舅舅买的，是哪个男人写的。就是不相信是她写的。因为她是个女人。
    更有甚者，开始翻玛丽的旧账。
    一篇文章详细描写了她在麦里屯舞会上的“不合群”。“那位小姐，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手里捧着一本书，不与任何人交谈。舞曲响起时，她也不下场，只冷冷地看着那些转圈的人影。一个年轻姑娘，连舞会都不愿参加，连体面的社交都应付不来，她的人生经验从何而来？她对人性的理解从何而来？那些书里写的爱情、欲望、贪婪、背叛——她一个连舞会都不肯下场的姑娘，懂什么？”
    另一个专栏作家把矛头指向了她的外貌与性情。“一个乡绅家的三女儿，相貌平平，性情古怪，不爱交际，不合群。这样的女子，怎么可能写出那些书？她连舞会都不去，连男人都不见，她能写出什么爱情？她能写出什么人性？我并非以貌取人，只是——诸位不妨想一想，一个从未真正生活过的人，如何能写出生活？”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底下却藏着明晃晃的刀子——你长得不够好看，所以你不配。你不合群，所以你不配。你是个怪人，所以你不配。
    玛丽想起那些年在朗博恩的舞会上。
    她坐在角落里，手里捧着一本书，看着那些转圈的人影。不是她不想去，是她不知道去了该说什么。那些年轻人走过来，笑着，说那些她听了无数遍的话。
    她应付着，笑着，点着头，心里想的却是那些还没写完的故事。她不是不合群，她只是没有找到想合的那个群。
    可那些人不信。他们宁愿相信她是个怪人，也不愿意相信她只是不想说话。
    还有人说：“那些书里写的工厂、贫民窟、产褥热、甜酒，她一个乡绅小姐，怎么知道那些事？她去过工厂吗？她见过那些女工吗？她知道产褥热是什么滋味吗？不过是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罢了。她听别人说了，记下来，写进书里，就成了自己的东西？这不叫创作，这叫抄袭。”
    更离谱的是，有人说她找了枪手。说她从伦敦请了个穷酸的文人代笔，每本书付人家几十镑，署名却是自己的。还有人说她买了别人的稿子，说那些书本来是某个不得志的男作家写的，她花了一笔钱买下来，充作自己的作品。甚至有人说她根本不会写字，那些手稿都是请人代笔的，她连羽毛笔都握不稳。
    一家小报干脆在头版画了一幅漫画。
    一个瘦小的姑娘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打开的书。可她手里拿着的不是笔，是一面镜子。她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嘴角弯着，自得其乐。书桌上的稿纸是空白的，旁边的墨水瓶里插着一支羽毛笔。笔尖干干净净，一点墨渍都没有。
    画的名字叫《女作家》。
    那幅画是什么意思，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她什么都不会写，她只会照镜子。
    那几天的伦敦，咖啡馆里、酒馆里、书店里，到处都在议论这件事。
    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觉得可笑，有人觉得可悲，有人纯粹是看热闹。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些骂她的人，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他们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鲨鱼，围上来，转着圈。等着她露出破绽，等着她撑不住，等着她自己承认——是的，那些书不是我写的。
    玛丽把那些报纸一张一张看完，没有生气。只是安静地坐在窗边。
    伊丽莎白站在她旁边，脸色很难看。可她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那里，陪着她。
    窗外那片草坪还是绿的。树丛在风里晃着，叶子绿得发亮。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可她知道，不一样了。那些字还在她脑子里转，转得她头疼。不是疼，是沉。那些字沉甸甸的，压在胸口，喘不过气。
    可她不怕了。她只是有些累。
    可那又怎么样呢。那些字，她会继续写。那些故事，她会继续讲。那些她救不了的人，她帮不到的人，她写下来，让更多人看见。
    也许有一天，会有人读到她写的那些字，会想起她这个人，会说——她也曾是一个想好好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