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二章第一个受害者

    第二百三十二章第一个受害者(第1/2页)
    时间回到十三年前，也就是1978年12月22日。
    沙赫特是一座罗斯托夫州东部的小城，距顿河畔的罗斯托夫约一百公里，是个典型的煤矿城镇。
    城里的街道不算宽，房屋多是灰扑扑的砖石结构，冬天烧煤取暖，空气里总有股挥不去的硫磺味。城中有一条格鲁舍夫卡河穿流而过，河面不宽，水流也不算急，但一到冬天就冷得刺骨。
    九岁的叶莲娜·扎科特诺娃住在帕尔科瓦亚街，在第十一学校读二年级。她是个瘦小的女孩，头发扎成两条细辫子，喜欢跳舞，放学后常跟同学去溜冰。
    那天早上她穿着红色大衣出了门，书包里装着课本和作业本。她对母亲说下午还要去练舞，会晚点回来。
    但是后来她再也没有回来。
    那天傍晚，扎科特诺娃家乱成了一锅粥。母亲跑遍了邻居家，父亲去了学校，又去了女儿常去的那几个同学家。没人见过叶莲娜。
    晚上八点，父亲走进沙赫特市内务分局报了案。
    第二天，第三天，还是没有消息。警察开始挨家挨户走访，询问沿街的商贩和过路的行人。到了第四天，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从格鲁舍夫卡河方向传来。
    12月26日，有人在那座铁路桥下面发现了叶莲娜的尸体。
    她躺在河岸的薄冰上，红色大衣上沾满了泥。法医后来在报告里写下了这样的结论：
    受害者身体上有三处刀伤，集中在腹部，但直接死因是机械性窒息——她是被掐死的。死亡之前曾遭受严重的性侵犯。她的眼睛被一条围巾蒙住，那是她自己的围巾。
    距尸体约一百五十米处，侦查员找到了她的书包。课本和作业本散落在雪地里，旁边还有一只手套。那本练舞用的乐谱被翻开了一页，纸角在寒风里翻卷着。
    现场勘查结束后，沙赫特市内务分局局长在办公室里发了一通脾气。他摔了桌上的文件夹，说这样的案子发生在自己的辖区真是“丢人”。
    局长把当地所有警力都压了上去，走访排查、设卡盘查、核对前科人员——该做的全做了。压力一层一层往下压，谁都急着把人揪出来。
    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在叶莲娜失踪前四个月，1978年9月，有个中年男人搬进了沙赫特。
    这个男人叫安德烈·奇卡提洛，四十二岁，乌克兰出生，一个月前刚辞去了新沙赫京斯克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工作。他来沙赫特，名义上是投奔亲戚，实际上是来找份新活路。
    他在城里一处偏僻的巷子里租了一间旧房子，离格鲁舍夫卡河不远，步行十几分钟就能到那座铁路桥。
    那间房子不大，一间半的格局，墙皮剥落，地面是夯实的泥土，灶台上积着厚厚一层灰。房东是个老太太，收了他三个月的租金后就没再多问。
    她不知道这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为什么一个人在沙赫特住，也不关心。房子闲着也是闲着，有人交租就行。
    奇卡提洛搬进那间房子后，在沙赫特的矿务局找了一份差事。具体做什么不太清楚，好像是仓库管理一类。工资不高，但够过日子。
    他每隔一两个星期回一趟顿河畔罗斯托夫，那里有他的妻子费奥多西亚和两个孩子。他跟妻子说，沙赫特那边有工作机会，等安顿好了再把她们接过去。
    费奥多西亚没多想。丈夫以前也常常出差，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结婚十五年，她早就习惯了这种日子。
    奇卡提洛这个人，看上去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
    他身材中等偏瘦，圆脸，额头有点秃，戴一副金属框眼镜。脸上总是那副表情不苟言笑的表情，走路的时候微微低着头，像在想事情。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特别，那就是他的目光。有时候他会盯着一个地方看很久，旁人喊他一声，他才会像被惊醒似的抬起头来。
    但是他的履历里有一些不太好看的东西。
    1970年，奇卡提洛从罗斯托夫大学函授部毕业，拿到了文学学位。毕业后，他先后在几所学校教过俄语和文学。他很喜欢这份工作，讲课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条理清楚，偶尔还会引用几句普希金或莱蒙托夫。可这份工作他干不长久。每到一个学校，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投诉他。
    投诉的内容都差不多——他对学生有不恰当的举动。
    1973年，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所寄宿学校，有家长反映奇卡提洛对男生动手动脚。学校查了一下，没有深究，只是把他调走了。1978年初，在新沙赫京斯克的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这次闹得比较大，几个学生联合起来告了他，学校把他开除了。
    但是发生了这些事情，却没有人报警。因为在那个年代，这种事往往被当作“作风问题”内部处理，顶多丢工作，不至于进监狱。
    奇卡提洛每次被开除后，就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他好像并不觉得羞愧，也不觉得害怕，只是换一个地方继续过日子。
    他从不解释自己为什么被开除。妻子费奥多西亚问起来，他就说“学校减员”或者“离家太远”。她很简单，每次都信丈夫这样的鬼话。
    1978年12月22日那天下午，奇卡提洛从沙赫特的出租屋出来，在城里转了一圈。他走到公交车站附近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穿红色大衣的小女孩站在站台上，正在等车。
    那天的天气很冷，天空灰蒙蒙的，街上行人稀少。小女孩看上去八九岁的样子，扎着两条辫子，手里拎着一个书包。她朝远处张望，好像在等某路公交车。
    奇卡提洛走了过去。他后来在审讯中对这个细节有过交代，他说自己当时跟那个女孩搭了几句话，问她要不要去附近一个地方，那里有更好的东西。
    他说着还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口香糖。在1978年的苏联，口香糖是稀罕物，尤其是外国产的，普通商店里根本买不到。一块口香糖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比其他糖果更有吸引力。
    女孩犹豫了一下，就跟在他后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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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沿着格鲁舍夫卡河岸的小路往偏僻的方向走，经过几排低矮的民房，拐进一条叫梅热沃伊的巷子。巷子尽头就是奇卡提洛租的那间旧房子。
    他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让女孩先进去。
    然后他关上了门。
    后面发生的事情，现场的物证已经说得够多了。女孩的尸体、刀伤、被掐死的痕迹、被围巾蒙住的眼睛。但奇卡提洛在1990年供述这起案件时，说法又有不同。
    他说自己当时试图强暴那个女孩，但没有成功。女孩挣扎着喊叫，他慌了，抓起一把刀朝她刺了过去。当血涌出来的时候，他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快感。
    他说那是一种他等了四十多年的感觉。
    是什么感觉呢？这得从奇卡提洛的童年说起。
    1936年10月，他出生在乌克兰苏梅州一个叫亚布洛奇诺耶的村庄。那一年正好赶上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乌克兰是苏联的粮仓，可粮食都被收走了，村里的人一个接一个地饿死。
    奇卡提洛的母亲告诉他，他还有一个哥哥叫斯特凡，在大饥荒中失踪了。母亲说，斯特凡是被人吃掉的。这话是真是假，谁也说不清，但奇卡提洛从小就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
    他小时候有尿床的毛病，一直尿到十二岁。母亲每次发现他又尿了床，就拿皮带抽他。邻居家的孩子也笑话他，叫他“尿裤子”。
    他在学校里话不多，成绩还行，但总是一个人待着，不跟别人玩。他长得瘦小，额头有点大，走路的时候有点驼背，有人说他像个老头。
    二战爆发后，父亲被征召入伍，后来在战场上被德军俘虏。战争结束后，父亲被放回来，却被当作“叛徒”对待。奇卡提洛从那时起就被人指着脊梁骨骂，说他是“叛徒的儿子”。
    他本来成绩不错，想考莫斯科国立大学，但没有考上。之后去当了兵，退伍后在一所职业学校读了函授，拿到了文凭。
    1963年，他跟一个叫费奥多西亚的女人结了婚。介绍人是他妹妹。费奥多西亚比他小几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姑娘，在工厂做工。
    表面上看，奇卡提洛的家庭生活跟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苏联家庭没什么两样。妻子上班，他在外面工作，孩子上学，周末去公园或者电影院。邻居们对他印象不坏，觉得他话少但人老实。费奥多西亚也一直以为自己的丈夫只是个不太爱说话、工作不太顺利的普通男人。
    但有一些事情，费奥多西亚一直不太明白。
    比如说，结婚这么多年，丈夫几乎从不跟她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刚结婚那阵子，她还以为是丈夫害羞，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情况没有任何改变。后来奇卡提洛告诉她自己有性功能方面的问题，费奥多西亚也没有追问。只得用了些特殊的办法，让丈夫的iinye进入自己体内先后怀孕生了两个孩子。
    又比如说，丈夫有时候会突然变得非常暴躁。没什么理由，就是忽然摔东西、砸门，或者闷着头坐一整天不说话。费奥多西亚问他怎么了，他就说工作不顺，或者身体不舒服。她也就信了。
    她不知道的是，在她上班的时候，在她晚上睡着之后，她的丈夫在别的地方做了一些她永远不会知道的事。
    回到1978年的沙赫特。
    叶莲娜·扎科特诺娃的尸体被发现后，整个小城都炸了锅。家长们不敢让孩子单独出门，学校推迟了放学时间，街上到处都是警察和便衣。
    压力一层层压下来，谁都想尽快抓个人交差。
    最后调查组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叫亚历山大·克拉夫琴科的人，他二十五岁，住在格鲁舍夫卡河附近，在1970年的时候曾经因为强奸过一个十岁的女孩被判过刑，后来提前释放了。
    克拉夫琴科的家离发现叶莲娜尸体的地方只有几百米，这个距离让侦查员觉得“太巧了”。
    更让侦查员感兴趣的是，克拉夫琴科在案发当晚没有不在场证明。
    于是克拉夫琴科被带到了审讯室。
    审讯持续了好几天，昼夜不停。克拉夫琴科一开始不承认，说自己是冤枉的。但审讯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有人拍桌子，有人拿灯照着他的眼睛，有人告诉他“你老婆已经指认你了”。克拉夫琴科终于撑不住了，在一张白纸上签了字。白纸上面写着：本人承认杀害叶莲娜·扎科特诺娃。
    那份认罪书后来被送到法院。1979年，克拉夫琴科被判死刑，几年后执行了枪决。
    但这起案件里有一个问题，当时没有人注意到。
    在叶莲娜失踪后的走访中，有一个证人提供了一条关键信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人说，他那天下午看见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跟一个穿红大衣的小女孩走在一起。他描述了那个男人的外貌：四十岁上下，圆脸，额头有些秃，戴一副金属框眼镜，手里提着一个袋子。
    这个描述后来被画成了画像，在调查组内部传阅。有人看到画像后觉得眼熟——那不就是新沙赫京斯克那所职业学校被开除的那个老师吗？有人翻出了奇卡提洛的档案，档案里有他的照片。学校的校长被叫来辨认画像，校长看了半天，说“有点像”。
    但这时候，克拉夫琴科已经认了罪。
    侦查员权衡了一下：一个是认了罪的本地人，有前科，家离案发现场又近；另一个是外地人，没有前科，虽然有画像吻合，但没有直接证据。
    在那个年代，苏联的侦查体系更看重口供和认罪，物证技术还很落后。克拉夫琴科的认罪书摆在桌上，比画像更有分量。
    于是奇卡提洛的名字从嫌疑人名单上划掉了。
    多年以后，当奇卡提洛终于被捕并供认第一起谋杀时，负责审讯的侦查员问他：“你为什么要选那个女孩？”
    奇卡提洛想了一会儿，说：“她就是……刚好在那里。”
    他又说：“我本来只想摸摸她。但后来我控制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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